“老师”王铭泽被抓后，在汉中的应海兵曾接到过“师弟”韩延智的电话，问他：“老王出事了，我们咋办？”应海兵装作镇静地回答：不要慌，看看情况再说，等我电话。
        王铭泽是陕西杨凌人，现年57岁，公开身份是《中国特产报》记者，但早已被停止采访工作，记者证也已数年未年检；43岁的韩延智也是咸阳人，此前曾供职多家媒体，去年以来一直和“王老师”合作“下基层采访”；王铭泽的另一个“学生”应海兵是浙江人，在汉中做生意。
         此前，三人已有成功合作的经验。谁知道，刚刚做成一笔4万元的“生意”，“王老师”突然被抓了。
8月18日下午，应海兵和几个朋友在汉中市某茶楼聊天。中途，心事重重的他准备退场，但当他准备走出茶楼时，几名警察拦住了他。随着应海兵的落网，以王铭泽为首的假记者敲诈团伙彻底被警方摧毁。据彬县警方查明，自去年以来，王铭泽等人以所谓的“新闻曝光”为要挟手段，在省内9个县区实施“新闻敲诈”20余起，获利“封口费”、“版面费”40余万元。
伪造“年检”的真假记者
        今年57岁的王铭泽以前的确是记者。据熟悉王的人介绍，王铭泽原名王宽劳，早年曾当兵入伍。1982年退伍后分配至杨陵广播电视局，最初为记者，后来一度当上副局长。但局长当了一些日子后挂冠而去，先后在多家新闻媒体任职。1995年到2002年，王铭泽在咸阳一家新闻单位任职主编。2002年到2010年，他把战场转移到了西安，先后在至少三家报社任职。
         2010年5月，通过熟人介绍，王铭泽认识了《中国特产报》一位负责人，办理了该媒体的记者证。随后，王铭泽等人以商业公司的名义在东新街附近一单位租了一间办公室。这是一份由中国农学会主办、中国科协主管的综合性报纸。后来主管单位变更为中国产业报协会。有人曾在百度输入“记者王铭泽”，但未找到他采写的报道。蹊跷的是，一条关于他的信息这样描述：“中国特产报记者王铭泽，受理范围：一切正面或负面新闻。报料范围：全国各地侧重陕西。”该信息中留有一个手机号码和QQ号。
        据了解，《中国特产报》此前被举报有多次违规行为，包括王铭泽在内许多从业人员的采访证件已经没有“年检”。但王铭泽被警方抓获后，其记者证上的“年检”全部正常。对此，陕西省新闻出版局相关负责人说，目前已经认定该证件上2011年起的“年检”标签均属伪造。据警方分析，王铭泽的记者证年检标签应该是采取扫描打印的方式伪造而成。
发行员自称“采访中心主任”
        比王铭泽小14岁的韩延智也是咸阳人，其身份证显示户籍地在咸阳市渭城区某村庄。
据韩延智说，他这些年做过许多工作，大都跟文化有关。2008年前后，韩延智应聘到西安某新闻单位。据该单位一人士回忆，当时单位招聘了一批人，主要做广告和发行，其中就有韩延智。期间，他认识了来这家新闻单位不久的王铭泽。据该媒体一位工作人员介绍，韩延智在该单位工作不久就离职了，原因是“人品不好，喜欢在外面胡来”。但离职后的韩延智却经常打着原新闻单位的旗号招摇撞骗。为此，报社2009年专门在头版刊登过“韩延智已离职，非本报工作人员”的声明。
        后来，王铭泽去了《中国特产报》。期间，他和韩延智时常电话联系。2012年5月，韩延智经熟人介绍去了西安另外一家财经类媒体，负责该媒体在咸阳地区的广告和发行，但韩却一心希望当记者，他印制了和报社同样格式的名片，名字右下方注明的却是“采访中心主任”。
永寿县一位企业老板回忆说，2011年末，韩延智曾找他要求征订500份报纸。在他明确拒绝后，韩放言说：以后有负面新闻可别找我。
        在看守所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，韩延智称自己这些年多次追随王铭泽采访，每次都能分到数千元。他说，第一次敲诈的对象是咸阳某地的屠宰场。当时屠宰场被举报有食品安全问题。事后，王分给他19000元。
         虽自称热爱新闻工作，但网上几乎搜索不到韩延智的新闻作品。唯一一篇署名“本报记者韩延智”的稿件是一篇文化类人物稿件。
负面新闻要挟得手后“分赃”
        采访中，应海兵称自己“不缺钱”，之所以冒充记者，是因为感觉记者很风光。他给自己印制了三家新闻单位的名片：中国矿业法制网西北办事处主任、人民日报海外网栏目组主编、中国特产报记者。
浙江仙居县人应海兵和韩延智同龄，均出生于1970年，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。他称自己高中毕业后不久就来到陕西，一直在汉中生活。几年前，应海兵和妻子在汉中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。
       2011年，应海兵认识了王铭泽。应海兵回忆，当时王铭泽来妻子的房地产公司谈广告，被妻子赵某婉拒了，但王仍坚持留了名片。正是根据这张名片，应海兵和王铭泽成了“熟人”，并在后来不久被王发展为负责陕南业务的“记者”。但由于没有记者证，也不熟悉，一直不敢单独在汉中行动。
但应海兵从此成了王铭泽的随从和“学生”。被警察抓获后，应海兵反省说，自己这才明白王每次带着他出去都是“为了凑人数”，“打配合”。应海兵追随王铭泽第一次出去采访在今年3月。两人驱车去了咸阳某县，此前王接到有人反映该县农村医疗合作存在乱收费问题。
        到目的地后，王铭泽出示了记者证。一番交涉，被采访单位确实存在问题，提出有无不曝光的解决办法。最终，双方以在《中国特产报》刊登正面宣传达成交易。当日，该单位支付王铭泽4万元人民币。事后，王铭泽分给应海兵1万元。
         时隔不久，还是这个县，王铭泽召唤应海兵“打配合”。两人去了一家医院。有人反映医院的一些问题，最终医院拿5万元做“正面宣传”。
         这次王铭泽没有给应海兵分钱，理由是钱全部打给了《中国特产报》。几次“合作”，应海兵共拿到王铭泽支付的1.9万元。9月19日，在彬县看守所里，应海兵承认这些钱是“利用负面新闻要挟得来的”。
过期票据露了“马脚”
       8月13日，彬县某乡镇领导办公室来了一老一少两个男子。年长的给乡镇领导出示记者证，自称叫王铭泽，是《中国特产报》记者。年轻的叫韩延智。两人给乡镇领导递上了一封抬头为“中央媒体发稿告知函”的红头材料，称最近采访到该乡镇的一些新闻，来核实内容和情况。
       “中央媒体发稿告知函”打印在5张A4纸上，第一页是一些冠冕堂皇的“大话”，比如说采访内容希望被采访单位“予以审核”等等。文字末端还特别注明该“函”会一并抄送国家财政部、农业部、陕西省人民政府等主要单位。“告知函”后附着一篇关于当地“粮补”的稿件。
       据韩延智讲，线索是别人提供的。8月12日，王铭泽约他一起到彬县，在基层走了一圈后，两人在酒店连夜炮制了这份“告知书”。
        由于“告知书”口气很大，乡镇领导吓了一跳。韩延智则在一旁敲边鼓说，一旦报道出来，事就大了。乡镇领导赶紧安排两人到酒店住宿吃饭。王铭泽抱怨说，这个地方太远了，跑得车都没油了。乡镇领导闻讯赶紧安排人给“采访车加油”。韩延智又说这地方灰尘太大了，采访车从来没这样脏过，乡镇领导又赶紧安排人洗车。
        酒足饭饱，乡镇领导小心翼翼地对王铭泽说，基层的工作很复杂，难免有纰漏。事已至此，可有什么妥善的解决办法？王铭泽说，很理解基层工作的难处，但自己也是工作需要。这样吧，就不为难你们了，在我们报纸上做一个版的正面宣传吧。几番交涉，“正面宣传”以4万元成交。被敲诈乡镇拿来4万元现金，王铭泽当场给开具了“发票”。当天，王铭泽分给韩延智1.9万元。
        看着两个“记者”扬长而去，乡镇领导越想越感到蹊跷。有人提示说，发票感觉不对劲儿，于是就上网查询，结果被告知这是早已作废的旧票据。电话又打到陕西省新闻出版局，被告知王铭泽确属《中国特产报》记者，但在2011年以后就被停止了采访工作，证件也一直未予年审。而《中国特产报》今年年初已停刊整顿，目前仍处在停刊期。
       这才意识到上当受骗的乡镇领导赶紧打电话报警。8月17日傍晚，刚从渭南“帮人处理事情”回到咸阳的王铭泽被警察一举抓获。从王铭泽的挎包里，警方搜出了半本还未开具完的票据。目前，三人因涉嫌敲诈勒索被彬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。
谁给假记者提供了滋生的温床？
        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王天定认为，如今社会上假记者之所以猖獗，主要是因为新闻专业主义的缺位和不严谨。假记者现象固然可恶，但同时必须看到有多少持证的真记者不去做新闻，也在干着敲诈勒索、谋取经济利益的不法勾当。
他认为，要彻底根治假记者现象，必须出台配套的新闻专业主义标准。也就是说，必须要求记者职业的唯一工作是新闻采访，凡是超出这个范畴的，都可视为职业违规。 

         但也有人认为，一些单位和部门，不能正确面对自身工作中出现的失误，不能正确地面对舆论监督，千方百计遮遮掩掩，这也给假记者行骗提供了条件，一个要捞一个要送，“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”。 

        对于非法期刊社、记者站和假记者的存在，不少地方新闻宣传部门认为，在司法介入的同时，全社会特别是一些党政机关要提高警惕，识破假记者招摇撞骗的伎俩，这样才能打压假记者为非作歹的空间。同时，真记者要增强自律意识，树立记者队伍良好公众形象，让假记者无处藏身。